03/31 2007
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五）
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
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由于受中共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十九路军将领逐渐觉悟到与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又由于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厌恶内战、主张抗日的情绪的推动，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发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11人为委员。11月22日，该政权正式成立，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代经济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为财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福建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对外宣言》、《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最低纲领十八条》等文件及一系列政策法令，制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对外提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定一切帝国主义所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对内主张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提倡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国，立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在军事方面，将十九路军所辖5个师10个旅扩充为5个军10个师的番号，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司令，辖兵力六、七万。11月26日，福建人民政府即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此后，双方就政治、经济、军事、贸易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自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介石动员了大批军队，大规模进攻福建，并勾结日本侵略军共同向十九路军“进剿”。 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在日蒋优势军队的围攻下终于失败，其领导人先后转赴香港。该政权以十九路军为中心，由国民党内外一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人士发起建立，是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方面抗日反蒋力量的一次重大集结和联合斗争。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30年代由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少数中共地下党员成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280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推选妇女界著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惠、陈波儿等11人为理事。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此后，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学生救国会相继成立。为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并由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史良、刘良模、沈兹九、沙千里、潘振亚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成立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建立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进行爱国救亡运动的宣传，利用各纪念日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上海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对全国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由于受中共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十九路军将领逐渐觉悟到与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又由于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厌恶内战、主张抗日的情绪的推动，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发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11人为委员。11月22日，该政权正式成立，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代经济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为财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福建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对外宣言》、《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最低纲领十八条》等文件及一系列政策法令，制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对外提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定一切帝国主义所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对内主张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方面，提倡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国，立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计口授田。在军事方面，将十九路军所辖5个师10个旅扩充为5个军10个师的番号，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司令，辖兵力六、七万。11月26日，福建人民政府即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此后，双方就政治、经济、军事、贸易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自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介石动员了大批军队，大规模进攻福建，并勾结日本侵略军共同向十九路军“进剿”。 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在日蒋优势军队的围攻下终于失败，其领导人先后转赴香港。该政权以十九路军为中心，由国民党内外一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人士发起建立，是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方面抗日反蒋力量的一次重大集结和联合斗争。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30年代由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少数中共地下党员成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280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代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推选妇女界著名人士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惠、陈波儿等11人为理事。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此后，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学生救国会相继成立。为集中救亡组织的力量，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主席，并由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史良、刘良模、沈兹九、沙千里、潘振亚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成立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建立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进行爱国救亡运动的宣传，利用各纪念日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上海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并对全国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中华革命党
原指民国初年由孙中山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后指1928年由谭平山等人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1914年 7月，孙中山召集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以讨袁革命为己任，要求铲除帝制，维护约法，恢复国会，重建共和。 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建成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同年底，谭平山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开始筹组新党的工作。在筹组过程中，决定为继承孙总理革命的遗志，拟采用在二次革命失败时代孙总理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的名称。1928年春召开了成立大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李世璋、马哲民等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他的职务。成立后不久通过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既谴责了国民党，认为它是敌党，对共产党也进行了批评。该党成立后曾在上海、四川、北平、山东、江西等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但活动范围仅限于文化教育界，组织上缺乏统一领导。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这标志着中华革命党的结束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
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因进行 抗日救国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事件。“九•一八”事件后，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各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 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统 一的抗日政权。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救亡活动为蒋介石所不容，蒋 指使上海市警察局于11月23日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7人逮捕，随即将他们 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时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 了全国同胞和广大爱国侨胞的义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1月24日和27日，救国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 驳斥横加于救国会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绝不放弃抗敌救国立场， 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实现抗 战。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对沈钧儒等人的非法逮捕。北平文化教 育界107人联名通电国民党政府，北平清华、燕京等15个大学组 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 民党知名人士冯玉祥，于右任等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 救运动。旅美华侨发出《告同胞书》，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及 国际上一些知名人士如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纷纷致 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国民党政府于1937 年4月对“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提出公诉，并开庭审判，进一步 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赞扬沈钧儒 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 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 荣模范”；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爱国领 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 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如爱国 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7月初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请 求高等法院羁押。由于沈钧儒等7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全国人民 的热烈声援，抗战开始后，在中共中央一再敦促下，国民党政府于 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是抗日战争前夕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12月，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2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在上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基础巳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各地的极大反响。不久，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5月31日和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它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救国会开展了组织抗日示威游行、为抗日军队募捐等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救国会的主张及其日益扩大的影响，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惧和仇恨，它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非法逮捕入狱，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全国各阶层纷纷进行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7人获释出狱。抗战胜利后，鉴于形势变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仍为“救国会”)。
原指民国初年由孙中山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后指1928年由谭平山等人成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1914年 7月，孙中山召集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以讨袁革命为己任，要求铲除帝制，维护约法，恢复国会，重建共和。 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建成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同年底，谭平山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开始筹组新党的工作。在筹组过程中，决定为继承孙总理革命的遗志，拟采用在二次革命失败时代孙总理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新党的名称。1928年春召开了成立大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李世璋、马哲民等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他的职务。成立后不久通过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既谴责了国民党，认为它是敌党，对共产党也进行了批评。该党成立后曾在上海、四川、北平、山东、江西等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但活动范围仅限于文化教育界，组织上缺乏统一领导。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这标志着中华革命党的结束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
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因进行 抗日救国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事件。“九•一八”事件后，民 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各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 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统 一的抗日政权。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救亡活动为蒋介石所不容，蒋 指使上海市警察局于11月23日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7人逮捕，随即将他们 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时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 了全国同胞和广大爱国侨胞的义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1月24日和27日，救国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 驳斥横加于救国会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绝不放弃抗敌救国立场， 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实现抗 战。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对沈钧儒等人的非法逮捕。北平文化教 育界107人联名通电国民党政府，北平清华、燕京等15个大学组 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 民党知名人士冯玉祥，于右任等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的营 救运动。旅美华侨发出《告同胞书》，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及 国际上一些知名人士如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纷纷致 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国民党政府于1937 年4月对“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提出公诉，并开庭审判，进一步 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赞扬沈钧儒 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 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 荣模范”；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立即释放爱国领 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 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如爱国 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7月初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请 求高等法院羁押。由于沈钧儒等7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全国人民 的热烈声援，抗战开始后，在中共中央一再敦促下，国民党政府于 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是抗日战争前夕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5年12月，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2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在上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基础巳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各地的极大反响。不久，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5月31日和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它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救国会开展了组织抗日示威游行、为抗日军队募捐等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救国会的主张及其日益扩大的影响，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惧和仇恨，它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非法逮捕入狱，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全国各阶层纷纷进行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7人获释出狱。抗战胜利后，鉴于形势变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仍为“救国会”)。
中国青年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素以**著称。1923年12月，由曾琦、李璜等成立于法国巴黎，曾琦为委员长，骨干大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右翼会员。建党初保持极端秘密，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所谓“外抗强权”，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内除国贼”，不是消灭新旧军阀，而是反对共产党。由于该党极力鼓吹国家主义，故被称为“国家主义派”，1924年秋，曾琦、李璜回国，宣称要“与国共两党相周旋”，“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同年10月，出版《醒狮》周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进行反苏**宣传，故又被称为“醒狮派”。该党一面投靠北洋军阀，一面支持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后又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屠杀政策。1929年8月，在沈阳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正式称为中国青年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政党休战，一致抗日。1934年4月，左舜生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交换函件，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取得公开合法地位。1939年10月，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居于国共之间的第三者立场。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左舜生任总书记。该党在同盟中央机关中曾占多数，代办一切事务，并利用民盟作掩护，扩张组织和扩大自己的影响。1946年初，从民盟分裂出来，以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完全投靠国民党。1949年，随国民党逃亡台湾。1951年曾琦病死后，内部长期纠纷。1979年举行第十三届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和政纲，仍坚持**立场。现任主席为李璜、陈启天二人。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由各抗日党振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国民政府咨询机构，其前身是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的国防参议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同年7月，在武汉举行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随后迁往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南京。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至1947年举行了四届共13次大会。参政员由国民党在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遴选”，最初为150名，后改为200名，二、三届为240名，四届为290名。其中国民党员居多数，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借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的名义参加。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等人，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有黄炎培、粱漱溟、晏阳初、沈钧儒、张君劢、张东荪、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一届会议采取议长制，议长为汪精卫，副议长为张伯苓。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改为蒋介石任议长。二届以后改为主席团制，主席团的主席为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三届主席为蒋介石、张伯苓、吴贻芳、莫德惠、李璜。1943年9月，蒋介石、吴贻芳、李璜相继辞职，增补王宠惠、王世杰、江庸为主席。四届主席为张伯苓、王世杰、吴贻芳、莫德惠、李璜、江席、王云五。1947年5月，王云五、王世杰相继辞职，增补张君励、林虎为主席。在抗战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对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国民参政会也日益成为国民党标榜民主的装饰品。尽管该机构并无任何立法和行政权，中国共产党仍继续利用这一合法讲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团结各中间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12条及临时办法13条。因遭国民党拒绝，中共7名参政员拒不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1944年，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民主宪政运动高潮，同年9月，林伯渠主张召开国是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各党派参政员纷起响应。1945年7月，中共参政员鉴于国民党拒绝取消一党专政，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拒不出席四届参政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国民参政会变成其推行**政策、鼓动内战、粉饰独裁的御用工具，日益不得人心。 1948年3月，国民参政会在南京正式撤销。
北京大学教授宣言(1947年5月)
1947年4、5月间，在畔国共产党“建立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口号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走向新的高潮。5月 18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20日，南京、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五•二○”流血惨案。在此情况下，九三学社联合北京大学教授于5月22日发表宣言，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宣言上署名的有北京大学教授袁翰青、薛愚、俞平伯、沈从文、闻家驷等31人。宣言说；这几天，汹涌澎湃的学潮蔓延全国各地，而政府当局业已决定断然处置办法，使我们深深忧虑此后的发展将更险恶，爰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态度。宣言指出：今日内战愈演愈烈，其结果已使饥饿侵蚀到社会名阶层，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宣言最后强调：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接收”名义抢劫台湾企业，建立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剥削台湾人民。1946年底以后，在大陆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影响下，台湾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国民党缉私人员殴打女烟贩并打死一名与之评理的台湾同胞的血案，引起台湾人民更加愤怒，成为起义的导火线。28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愤怒的群众奋起反击，夺取了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国民党在台湾大部地区的机关被推翻。国民党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以欺骗群众，一面急调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最后失败，被杀害者达3万余人。部分起义领导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组织。
邓演达被害事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复兴三民主义，毅然举起反蒋旗帜，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 8月17日，正当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讲课时，国民党特务勾结租界巡捕，根据叛徒陈敬斋提供的情报，逮捕了邓演达。邓被捕后，坚持反蒋立场，宁死不屈。11月29日，蒋介石派侍卫官蒋瑞昌、蒋甫元等将邓演达杀害于中山陵附近。12月9日，宋庆龄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邓演达的牺牲，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损失。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素以**著称。1923年12月，由曾琦、李璜等成立于法国巴黎，曾琦为委员长，骨干大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右翼会员。建党初保持极端秘密，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所谓“外抗强权”，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内除国贼”，不是消灭新旧军阀，而是反对共产党。由于该党极力鼓吹国家主义，故被称为“国家主义派”，1924年秋，曾琦、李璜回国，宣称要“与国共两党相周旋”，“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同年10月，出版《醒狮》周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进行反苏**宣传，故又被称为“醒狮派”。该党一面投靠北洋军阀，一面支持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后又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屠杀政策。1929年8月，在沈阳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正式称为中国青年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政党休战，一致抗日。1934年4月，左舜生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交换函件，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取得公开合法地位。1939年10月，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居于国共之间的第三者立场。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左舜生任总书记。该党在同盟中央机关中曾占多数，代办一切事务，并利用民盟作掩护，扩张组织和扩大自己的影响。1946年初，从民盟分裂出来，以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完全投靠国民党。1949年，随国民党逃亡台湾。1951年曾琦病死后，内部长期纠纷。1979年举行第十三届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和政纲，仍坚持**立场。现任主席为李璜、陈启天二人。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由各抗日党振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国民政府咨询机构，其前身是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的国防参议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同年7月，在武汉举行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随后迁往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南京。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至1947年举行了四届共13次大会。参政员由国民党在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遴选”，最初为150名，后改为200名，二、三届为240名，四届为290名。其中国民党员居多数，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借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的名义参加。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等人，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有黄炎培、粱漱溟、晏阳初、沈钧儒、张君劢、张东荪、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一届会议采取议长制，议长为汪精卫，副议长为张伯苓。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改为蒋介石任议长。二届以后改为主席团制，主席团的主席为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劢、吴贻芳。三届主席为蒋介石、张伯苓、吴贻芳、莫德惠、李璜。1943年9月，蒋介石、吴贻芳、李璜相继辞职，增补王宠惠、王世杰、江庸为主席。四届主席为张伯苓、王世杰、吴贻芳、莫德惠、李璜、江席、王云五。1947年5月，王云五、王世杰相继辞职，增补张君励、林虎为主席。在抗战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对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国民参政会也日益成为国民党标榜民主的装饰品。尽管该机构并无任何立法和行政权，中国共产党仍继续利用这一合法讲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团结各中间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12条及临时办法13条。因遭国民党拒绝，中共7名参政员拒不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1944年，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民主宪政运动高潮，同年9月，林伯渠主张召开国是会议，成立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各党派参政员纷起响应。1945年7月，中共参政员鉴于国民党拒绝取消一党专政，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拒不出席四届参政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国民参政会变成其推行**政策、鼓动内战、粉饰独裁的御用工具，日益不得人心。 1948年3月，国民参政会在南京正式撤销。
北京大学教授宣言(1947年5月)
1947年4、5月间，在畔国共产党“建立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口号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走向新的高潮。5月 18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20日，南京、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五•二○”流血惨案。在此情况下，九三学社联合北京大学教授于5月22日发表宣言，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宣言上署名的有北京大学教授袁翰青、薛愚、俞平伯、沈从文、闻家驷等31人。宣言说；这几天，汹涌澎湃的学潮蔓延全国各地，而政府当局业已决定断然处置办法，使我们深深忧虑此后的发展将更险恶，爰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向社会表示我们的态度。宣言指出：今日内战愈演愈烈，其结果已使饥饿侵蚀到社会名阶层，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宣言最后强调：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以“接收”名义抢劫台湾企业，建立官僚垄断经济，残酷剥削台湾人民。1946年底以后，在大陆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影响下，台湾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国民党缉私人员殴打女烟贩并打死一名与之评理的台湾同胞的血案，引起台湾人民更加愤怒，成为起义的导火线。28日，台北人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愤怒的群众奋起反击，夺取了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国民党在台湾大部地区的机关被推翻。国民党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以欺骗群众，一面急调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最后失败，被杀害者达3万余人。部分起义领导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组织。
邓演达被害事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复兴三民主义，毅然举起反蒋旗帜，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 8月17日，正当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讲课时，国民党特务勾结租界巡捕，根据叛徒陈敬斋提供的情报，逮捕了邓演达。邓被捕后，坚持反蒋立场，宁死不屈。11月29日，蒋介石派侍卫官蒋瑞昌、蒋甫元等将邓演达杀害于中山陵附近。12月9日，宋庆龄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邓演达的牺牲，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损失。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系中国最早倡导、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团体，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该社议事部议事员有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张元济、王正廷等，办事部主任为黄炎培，总书记为蒋梦麟。同年11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1918•年6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做学并进、半工半读、工读结合。 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该刊后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成为著名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1927年9月，创办上海职业指导所，就职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1931年12月，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日，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1939年7月，职教社总部迁往重庆，由杨卫玉主持社务，孙起孟为总书记。1941年3月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当选第一任主席。 1943年11月，创办《宪政》月刊，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1945年12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1月，总部迁回上海。 1949年12月，总部迁北京。1950年2月，第三届理、监事会议推选黄炎培为职教社理事长，孙起孟为总干事。以后，职教社的事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1983年5月，职教社在北京召开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规定职教社以兴办职业教育事业和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为基本任务。伞议选举胡厥文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孙起孟、王艮仲为副理事长。
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7～9月中国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1930～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对红军的战斗力。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以陈诚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团以下按营﹑连﹑排编制﹐营长特调各部队师﹑旅长充任﹐连长由团长充任﹐连长以下干部从受训军官中选任。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七千六百余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三十余师和其它一些军事单位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全部参加了训练。课程设有政治﹑战术﹑射击﹑筑城﹑通讯﹑卫生等。政治课主要进行**宣传和封建法西斯主义教育。军事课除讲授一般理论外﹐野外演习占整个训练时间的大部分。毕业时发给文凭﹐并赠予蒋介石照片一张和刻有“成功成仁﹐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一把﹐以示宠信。训练团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
“改订新约运动”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 美国为争得在华的外交优势，首先同中国缔结关税关系的条约。其它各国相继仿效美国，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新约。列强用条约的形式，表面上承认中国在关税上有对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并不能从列强那里取得对等的利益。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由于列强借故拖延，双方迟迟不能签约。192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税则，不敢大幅度提高进口税。因为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关税新约里，规定中国税率不得超过1925年列强关税会议所定的税率，也就是说中国无权自定关税。而且中国海关的主要职位仍为外国人盘踞，总税务司也仍由英国人担任，外籍高级职员达1000多人，中国高级职员不过百余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系中国最早倡导、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团体，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该社议事部议事员有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张元济、王正廷等，办事部主任为黄炎培，总书记为蒋梦麟。同年11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1918•年6月，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做学并进、半工半读、工读结合。 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该刊后来在邹韬奋的主持下成为著名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1927年9月，创办上海职业指导所，就职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1931年12月，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日，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1939年7月，职教社总部迁往重庆，由杨卫玉主持社务，孙起孟为总书记。1941年3月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当选第一任主席。 1943年11月，创办《宪政》月刊，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1945年12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1月，总部迁回上海。 1949年12月，总部迁北京。1950年2月，第三届理、监事会议推选黄炎培为职教社理事长，孙起孟为总干事。以后，职教社的事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1983年5月，职教社在北京召开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规定职教社以兴办职业教育事业和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为基本任务。伞议选举胡厥文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孙起孟、王艮仲为副理事长。
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7～9月中国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1930～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蒋介石认为是各部队的中初级军官武德﹑武学尚欠深造所致﹐遂决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以图提高部队对红军的战斗力。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以陈诚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团以下按营﹑连﹑排编制﹐营长特调各部队师﹑旅长充任﹐连长由团长充任﹐连长以下干部从受训军官中选任。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七千六百余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三十余师和其它一些军事单位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全部参加了训练。课程设有政治﹑战术﹑射击﹑筑城﹑通讯﹑卫生等。政治课主要进行**宣传和封建法西斯主义教育。军事课除讲授一般理论外﹐野外演习占整个训练时间的大部分。毕业时发给文凭﹐并赠予蒋介石照片一张和刻有“成功成仁﹐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一把﹐以示宠信。训练团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
“改订新约运动”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 美国为争得在华的外交优势，首先同中国缔结关税关系的条约。其它各国相继仿效美国，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新约。列强用条约的形式，表面上承认中国在关税上有对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并不能从列强那里取得对等的利益。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由于列强借故拖延，双方迟迟不能签约。192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税则，不敢大幅度提高进口税。因为在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关税新约里，规定中国税率不得超过1925年列强关税会议所定的税率，也就是说中国无权自定关税。而且中国海关的主要职位仍为外国人盘踞，总税务司也仍由英国人担任，外籍高级职员达1000多人，中国高级职员不过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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